一个博士眼中陕南村落“空心化”的变迁

　　“中青年外出-老幼妇留守”时代的褪色

　　中国农村老幼妇留守问题并不新鲜。记得自我上初中（2005-2008年）以来，村里的青壮劳动力就年年外出打工，主要在山西、河南从事煤炭铁矿等开采工作，其次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轻工业及服务业，而老人、妇女和孩子一般留守家中。

　　需要指出的是，我家所在的“村”，只是行政村下的一个“组”。不像东部平原地区的村，是集中分布的一个大聚落点，这里是秦岭南麓广袤的山区，陕南行政村范围多沿河流谷地呈长条带区域性覆盖，其中比较集中的居民点，在行政建制上被划作一组。如我家所在居民点被划为“东瓜村六组”，不过人们日常都只称呼“梅子口”，从不会在意第几组。

　　东瓜村隶属于陕西商洛市镇安县柴坪镇，位于商洛市西南边陲，南接安康市旬阳县。整个东瓜村现辖七个组，近450户，1700余人口，梅子口约60户，近200人口，之前单独划分一组，后来与附近的西沟口合并为一组。村中经济单一，除农业外，几乎没有其它本地产业，多数家庭经济收入依赖于劳务输出。

　　我自2001年前后开始在梅子口生活，初中就读于镇子上唯一的中学——柴坪中学，高中则在县城的镇安中学，自2011年到山东上大学后，一般只有寒暑假返乡，一年一两次。

　　公路边河堤内的农田。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然而，近两年有了显著变化，不再是“中青年外出-老幼妇留守”，村里出现了举家迁居县城的潮流。我此次回村，到达时间约晚上七点，村里一排长长的楼房仅有零星几家点灯，大面积漆黑一片，甚有“一丝寒意”。白天虽有少量人头出没，但踱步四顾，发现不少家户均大门紧锁。不少印象里的长期“留守户”如今也“人走楼空”。

　　在归家之前，我在县城逗留时，就已遇到不少村里的熟人，有些是多年前就迁居县城的，奔走城乡之间；有些则是我首次在县城遇到，没想到他们也搬到县上了。

　　自我记事以来，村落原本就是青壮年外出，老妇幼留守，但我从未有什么“孤寂感”，反而是太多童年的美好回忆，热闹非凡。假若以数字说话，一家居户一般有5-6人，常年外出的也就1人，最多2人，村落里的家庭基本还算完整。何况也不是每个家庭都有人外出。因此夜晚也还是家家灯火。但如今，人走楼空，老人、中年、青年和孩童都离开了。他们去了县城买房安家，或是租房居住。

　　是因为村里环境恶劣，或是交通不便吗？恰恰相反，这里地处县域内最大河流附近的平坦谷地，在我们县内，属于较大规模的村级聚落点，距镇子中心只有4-5公里，10分钟车程。在近十年的新农村建设潮流下，发展速度很快，公路硬化，还装有路灯，太阳能、自来水、网络宽带等一应俱全。各家各户均建有两三层楼房，不乏别墅。但为什么人们还是纷纷离去？

　　“由南朝北”主干道与东西向小路交汇处，村落中心区域，建有便民桥。

　　村里的别墅

　　最常见的解释就是城镇化大潮流。但是，“城镇化”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结果。城镇化当然有其共性的基本动因，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因素和表现都千差万别。而我家所在村落，其严重空心化和居住条件、生态环境、经济贫困等因素关系不大。相反，越是“发展”，越加“空心化”。

　　“泛90后”的崛起与“代辈更替”的基本完成

　　近年，我家的村落空心化迅速加剧，与之最相关的因素就是“泛90后”的崛起与“代辈更替”的基本完成。“泛90后”主要指生于1988-1994年间的青年人，这一群体在村落中比例极高。村落里“泛90后”有一个显著特征，即“上大学”比例很高，这既与同一时期（2007-2013年）大学的大规模扩招相关，也与本村的经济-文化问题有关联。

　　由于贫困和生计模式单一，形成了对未来前途的一种认知：考不上大学就去挖煤挖矿，似乎没啥别的出路。县城高中是“陕西省重点中学”，本科录取率接近100%。人们常说“考上县中就意味着半只脚踏进大学”。

　　在“中青年外出-老幼妇留守”的时代，60后、70后的男性是主要的外出劳务输出者（也有50末和80初），他们是家庭模式的主导者。而40后、50后的老人，60后、70后的妇女，以及00后的孩童和少年（本乡镇小学、初中），构成村里的“留守者”，而“泛90后”一般在外地上大学。

　　而近一两年，“泛90后”群体大多大学毕业，拥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且已结婚，甚至生子。“泛90后”的崛起伴随“代辈更替”逐渐完成，即以“60后-70初”为主导的家庭模式逐渐演变为以“80末-90初”为主导的家庭模式，“泛90后”的职业、发展、婚姻与生活成为整个家庭事务运作的中心。

　　由于“泛90后”广泛拥有大学学历，放弃了父辈们的生计模式（即外出劳务输出和村里耕种），公务员、事业编、市场企业、网络媒体、自主创业，乃至军队，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自大学毕业后，从未在乡村落脚，在其整个人生规划中，也从未对乡村有过考虑。随着大批“泛90后”成为家庭模式的主导者，“中青年外出-老幼妇留守”的乡村模式迅速被瓦解。

　　这个瓦解是如何完成的？“泛90后”在工作两三年后，普遍有购房需求，而其地点最低层次为县城，少数在省城（西安）购房。这一需求主要源自工作性质、地点和婚姻要求，在省外、省城和县城工作的自然需要购房，即使在县内其它乡镇单位工作的，也会选择在县城购房。

　　这是因为，在自家乡镇已有大宅，且在他们心中“乡镇”只是一个过渡。何况，近十几年来乡镇工作者（60后、70后公务员、事业编等）在县城买房的现象原本就十分普遍。此外，多数“泛90后”女性对婚姻的标准是男方在县城购房，一些男方家庭也会主动在县城购房以增强儿子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甚至不惜“倾其所有”。大体来说，“90前”多靠个人在县城买房（首付），“90后”多靠其父母出资。

　　2017年开始，我们村里越来越多的居户都已在县城买房，县城新房的居住对象主要是“泛90后”小夫妻，如果夫妻一方有在县内乡镇工作，周末就奔走于城乡之间。原乡村老家的父母则经常去县里看望儿女，如需帮助打点家务，会在县城逗留更久，或儿女为体现孝心接父母在城里长住，多者会有一两月。

　　当越来越多的“泛90后”有了小孩，原有乡村结构解体更快，60后、70初的妇女被吸纳到县城当“奶奶”和“外婆”，开始在城里久住，不再返乡。前段时间，我在县城遇到的熟人即为这种情况。过段时间，我们家还要去县城送礼，是一乡邻亲朋的乔迁之喜。

　　60后、70初的男性一般有三种类型，一是继续外出劳务输出；二是选择去城里居住，举家团聚；三是继续住村里，但奔走于城乡之间。“泛90后”的就业生活也分三种情况，随之也产生三种家庭模式。一是去大城市就业，其父母居住县城，或直接迁移到儿女所在大城市，帮带孙子孙女；二是就业于县城，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服务业、自营店等，已在县城买房，生活在县城，举家团聚；三是在本县乡镇就业，但依旧在县城买房，其父母照顾妻子、孙子（女），在县城生活，本人奔走于就业乡镇和县城之间。

　　无论哪种情况，都保留了乡村的大宅，却大门紧锁，有些长期不返乡的，门前已是锈迹斑斑，村落的空心化大大加剧。

　　村里“内排”的房屋，家家大门紧闭。

　　教育观念和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助推器

　　当然，有些家庭父辈以70后-80初为主，子女为90末以及00后，然而这些家庭也加入了迁居县城的浪潮。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对教育资源的争夺与“伴读”现象，“泛90后”的小学初中基本都在本乡镇完成，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孩子都被送往县城就读小学初中，一般由母亲在县城照顾起居与督促学习（避免沉迷网吧等），无力购房但可租房，父亲也许在县城就业或外出打工，村里大宅无人居住。或只有老人居住。

　　人们普遍认为城里的教育资源远远好于乡镇，希望子女不输在起跑线上，出人头地的心愿尤其强烈。县城的学校班级一再增设，班级人数爆满，而乡村小学规模一再萎缩，甚至被裁撤合并。

　　一些90末和00初的孩子，即使在本乡镇完成小学初中，到了高中阶段，父母也会想方设法去县城租房伴读，有的甚至因子女读高中，就索性在县城买房，并谋得一份生计，如餐饮服务、家电装修等。当子女高中毕业进入大学后，他们基本上也在县城扎稳脚跟，当然也不会考虑再返乡。

　　无论出自什么动机去县城购房，都要有买得起房的经济实力。在我的记忆中，村落里的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有十多年，60后、70后群体基本完成了资金积累，在县城拥有一套楼房也是他们自己的人生梦想，以及对常年外出劳务的辛苦回报，而“泛90后”的需求以及伴读高中的需要正巧与此吻合。

　　无论买房还是租房，越来越多的村民都去县城生活了，只在个别节日，甚至过年才返乡。于是便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如果说以前村里因为有老人常住，所以子女过年归家团圆，而如今连“老人”都去城里了，每逢过年，仍然会集体返回村里。也许，这是最后一点的“村落乡土认同”了吧。

　　当然，村里还是有人在生活，他们之所以没去城里，原因及类型也多种多样。大体来说，一种是40后、50后的老人已成为“太爷爷-太奶奶”，多数不具备照顾小孩的能力，也不适应县城生活，只能继续留在村里，其中身体硬朗的也常去城里看望晚辈，不过这一群体的数量逐渐减少；第二种是原有的家庭生计模式就不是依靠外出劳务输出，而是在本乡镇就业，乡村小卖店、卫生室之类，人们不愿放弃这种生计方式，也还在乡村生活，不过总体数量不多；第三种是家里有“泛90后”成员目前选择居住乡村，或由于各种原因尚未就业。

　　极少数高龄老人仍在“坚守”。

　　以我家为例，首先父母生计依赖于本地村镇，其次我属于“泛90后”，但因选择读博迟迟不能就业，因此成了村里的“留守户”。“泛90后”是城镇化的高速推动者，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几年，中国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都将是空前的，而城乡社会也将面临空前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