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新农人网讯;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有与那个时代密切相关的事物的记忆,我是70后,在我的记忆中,童年中最好的、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村里的供销社。供销社在我的记忆中如此鲜明,以至于至今都可以在脑海中再现当时供销社里的情景,墙上的画,每个柜台的具体位置,每样商品的摆放,甚至供销社里几个售货员的样子,甚至那个在酱油醋和水果糖柜台后的男售货员满脸的小红疙瘩,而且,这些场景,还几次出现在我的梦境中。
小时候,跟供销社叫“盒子社”,因为,我爷爷那一代老人,总跟供销社叫“合作社”,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这与合作社有关吧,而我们,在上学前,只是学习语音,不知道这些音节代表的具体意义,于是便听成了“盒子社”,这便成了我们对供销社的称呼。“爷爷,咱上盒子社啊!”“我到盒子社打酱油。”盒子社,真是个神奇的盒子,那里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强烈地吸引着我们。
供销社很大,至少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是如此的。现在,我常常在村里的街道上走过,朝供销社的旧址看一眼,果然很大,像一个礼堂那么大。房子还是好好的,只是门窗残破了,几经易主,几次租赁,几回改头换面卖不同商品,最终还是寂寞了,就那么默默地残破着。我在它跟前经过的时候,往往会习惯性地寻找它门前那三棵高大的白杨树,回想春天的时候,落在树下的杨树花穗,我们称它们为“小老鼠”。当初门前那条宽阔平坦的路,现在已经在雨后泥泞的碾轧下坑洼不平,杨树也不在了。我不敢久久伫足,怕我会留恋它当初的繁华,陷在时间的泥沼里和梦幻的魔力中不能自拔。但每次经过,都会一次次勾起我对供销社的记忆,便一次次陷入到时光的影子里,沉思了。
供销社坐北朝南,有东西两个大门,是弹簧的木门,也就是推拉开后不用管便可自动弹回的,漆成绿色。我们都是走东门的,因为卖糖果、酱油醋和水果的那个柜台就是东面,进了东门向右一转便是。进了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每个柜台上方挂着的大牌子,上面是手绘的宣传画,对着门的柜台上的画最艳丽,最引人注目,是几个农民在采收水果,一筐筐的苹果和鸭梨让人馋涎欲滴,而有一块板上画的是切开的西瓜,黑黑的籽,红红的瓤,几乎让人垂涎三尺了。大概小孩子认吃,所以这两幅画面记得最清楚。商品被归类放置,分为几个柜组,东面是水果、调料、糖、糕点,北面对着东门的是文具,它西边是烟酒茶叶,再西边,对着西门的是布料、针线、绸子,西面是灯泡、合叶、钉子等用品。还有其他商品没在这里摆着,因为供销社外面,北边还有一个小点的供销社,坐东朝西,卖五金,东面是外墙,有一个肉铺,我们叫它肉杠,专卖猪肉,收蝉蜕等药材和铁丝、头发等废品,再东边是供销社的后门,那些售货员和工作人员便从后门出入。
上学的路上,我常常去商店,从东门进去,再从西门出来,这样走上一趟,看着那些牌子上画的水果,望梅止渴。尤其是夏天,那画上的西瓜给人一种清凉感,是我最爱看的画。
我最常去的柜台,就是那个卖酱油醋和糖果的柜台。那些糖果,光是看着,心里就有一种满足感。因此,平时,如果母亲让我们去打酱油和醋,我们都是愿意去的,因为酱油八分钱一斤,醋我忘了,打完酱油醋以后,手里往往会剩下一两分的零钱,母亲会允许我们买一两块水果糖。那时候的水果糖,一分钱一块,剥开花的糖纸,椭圆形的硬糖外包着一薄层白色的糖蜜,味道香甜。在我印象中,从我们还需要踮着脚尖才能够着那磨石板的柜台的时候起,我们就开始频繁地出入商店打酱油醋并且买水果糖了。我爱打酱油和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喜欢看售货员用提斗往瓶子里灌酱油和醋。酱油是用一个大些的提斗灌一斗,玻璃瓶子里差一点满;醋是用一个小些的提斗灌一斗,比酱油还要多些。看着酱油和醋顺着漏斗往瓶子里漏,真是一种享受。现在回想起来,小孩子的快乐是那样简单而纯粹。
我关于在供销社里购物的最早的记忆,大约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季节已记不清了。那次,母亲带着我去了供销社,买了一个梨。那个梨黄澄澄的,我真想马上就吃到嘴里。母亲见我心切,没等走到门口,就蹲下来,给我啃梨的皮。我倚在母亲的腿上,看着母亲白亮的牙齿啃去梨的皮,然后嚼着,梨的汁水从洁白的梨肉里渗出来,馋得我啊,急切地要吃到梨。母亲把洁白的梨递给我,我香甜地吃起来。梨的味道早已记不清了,而母亲为我啃梨皮的情景和当时急切的心情,却至今难忘。
水果在那时是我们的奢侈品,平时很难吃到的,得了病才可以吃到水果罐头或者水果。罐头瓶子不是现在的样子,是矮墩墩的,像现在的王致和酱豆腐瓶那么大,圆柱体的,盖子密封得好极了,要用剪刀撬好长时间才能撬开。那时的罐头味道清甜可口,我现在再也没吃到过那样味道的罐头。
除了水果糖外,那个柜组还有其他糖果,七分钱两块的高梁饴,五分钱一块的方形牛奶糖,还有一毛钱一块的圆柱形牛奶糖(现在想来,可能是“大白兔”),只是,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太过奢侈,买那样的一块够买好几块水果糖,我们舍不得。只有当手里的零花钱多点时,才能买一块两块的尝一尝。我有个邻居兼发小,叫红妹,她父亲在县城上班,零花钱的获得要容易得多,就总能吃到奶糖。一次,我跟她正一起玩,她带我到她家,跟***妈要钱买糖吃,***妈给了她五分钱。我们一起到了供销社,她买了五分钱一块的奶糖,剥开糖纸,一股浓浓的奶香顿时飘出来。她咧着嘴,把糖放在槽牙那儿,一使劲儿咬成两半儿,我们俩一人一半儿,香香甜甜地吃着又去玩儿了。那时候就是这样,哪怕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只要有小伙伴跟着,也要咬成两半儿,如果是三个人,就咬成三半儿。那时候的友情,就是这么朴实而真挚。
除了糖果柜台,我去得比较多的柜台是文具柜台。我刚上小学时,第一次去了那个柜台,好像是父亲带我去的,买了一个彩色的铁皮文具盒,一把木制格尺,一把小刀,一块橡皮,一支铅笔,至于是不是买了本子,我已经忘了。上学的时候,把这些放在一个花布的书包中,瘪瘪的,却觉得成就感十足。
文具很便宜,铅笔三分钱一支,头上带橡皮的也不过五分钱,格尺一毛钱一把,小刀五分钱一把,只是钝得很,削上两次铅笔就削不动了,文具盒也就一块多钱。本子虽然有,但我们很少买,都是买白纸自己钉。一张大白纸五分钱,到家后几次对折,根据需要叠成十六开或者三十二开的大小,用小刀割开,叠整齐,再用线装钉好,就是一个本子。
所有本子都是两面用的,每一张纸都很珍惜,甚至家里有一小本作废的收据,也装入书包,用来当草稿纸。我有一个同学更节约,她的本子,多是黑纸的,就是现在用来砸纸钱的那种黑纸,二分钱一张,她买黑纸做成本子,更便宜。那时候,同学们都这么节约,富裕的家庭与贫穷的家庭的孩子虽然在穿衣和文具上有区别,但没有太大的反差,也没有哪位同学因家里穷或者过分节约而遭到嘲笑,因为老师经常表扬字迹工整的同学,不管字写在什么颜色的本子上。
即使是三分钱一支的铅笔,也要用到实在不能再用。手握不住了,套上一个钢笔帽,就可以握住再用了。短到钢笔帽套住后也不能再用了,就用小刀把短短的铅笔头劈开,取出里面的一小段铅芯,放在夹铅笔中使用。不像现在的孩子,文具盒里是满满的文具,琳琅满目,孩子们不知道珍惜。而且,这些花花绿绿的色彩和各式各样的形状,反而让孩子们无心学习了。
再次,去得比较多的就是卖布料的柜台了,因为那个柜台卖女孩子戴的发卡、花和扎的头绳、绸子。我四五岁的时候,看三叔正给哥哥和弟弟推头,每人一个光头,一时兴起,让三叔也给我推了一个光头,全家爆笑,并赐我“秃丫头”的美名,成为弟弟气我时的重型武器,才幡然醒悟,从那再也没有剪过头。头发很快长起来,到七岁时,已是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倒是弟弟得沾我的光,母亲把我梳落的长发留着,接在他脑后的一绺“孝顺毛”上,编成一条细细的小辫子,再扎上一根红头绳,一直留到快上学。我的头发,被母亲梳成李铁梅的发型,前边留出刘海儿,头顶拢出一绺偏梳一个小辫,用红头绳扎了,再与其他的头发拢在一起,在脑后梳成一个粗粗的大辫子,或者,分道中印,编成两个麻花辫,用红头绳扎紧。给我梳头是母亲每天早晨必修的功课,一直到二年级时我自己会梳辫子了为止。母亲只要带我去那个柜组,多是给我买红头绳。其实就是粗的毛线,蓬松柔软,颜色鲜艳,除了有红色,还有粉色,可爱极了。只是用的时间长了,就细了,旧了,甚至断了,母亲就给我换新的。过年的时候,哥哥和弟弟会得到鞭炮,我则得到新头绳和新绸子。绸子是细纱状的,有红色、粉色、绿色,两毛钱一尺。每到过年,我奶奶和我母亲都会给我买上二尺绸子,在辫子梢上扎成一两朵花。“新年到,新年到,闺女戴花,小子要炮。”奶奶经常这么说。有一年,奶奶还真给我买了一朵花,红色的油纸做成重叠的花瓣,绿色的油纸做成叶子,用一根细铁丝别在头发上,增加喜气。
关于在供销社购物的最后的记忆,是八十年代末的时候。我去西面那个卖日用五金的柜台,买合叶和电源插板。是父亲让我买的,因为不久前买的插板,很快就坏了。临来的时候,父亲骂了一顿街,说现在的东西质量太次了,用不了几次就坏了,以前的东西用多少年还是那样。那时候,随着改革开放之风,市场正在放开,那些劣质的产品,不知使谁的腰包先鼓起来了。
自九十年代起,小卖部如雨后春笋般成长,供销社便日渐萎缩了。后来,便撤了,承包给个人做别的生意。再后来,几经易主,生意不做了,那房子便荒废了。我每次经过那里,都会产生很复杂的心情,有怀念,有失落,有温暖,有伤感。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会知道,那里曾经有过怎样的繁华,曾经怎样地吸引着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心,也曾经怎样,把朴素而真挚的亲情、友情一次次地上演,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感受着人性的温暖,经久不息,日久弥新。
惟有默默地凭吊罢了,凭吊那些久违的快乐,那些流逝的青葱岁月,和那个湮没在滚滚红尘中的简单的时代。
责任编辑:张伟
- 关于宝剑村那些你不知道的事情2017-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