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漫川关

5月，我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到了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漫川关。当地的“漫川通”周宗奇，如数家珍地给我们介绍了源于漫川关的成语“朝秦暮楚”的由来：从春秋开始，漫川关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地百姓饱受战争之苦，想出了一个应对之策。秦兵来了，就插上秦国的旗帜，身着秦人服装，讲秦语；到了晚上，楚军打来了，又插上楚国的旗帜……如此这番，循环往复。原来，在“朝秦暮楚”的背后，还有这样让人心酸而又闪烁着智慧的故事。

回到北京之后，我连续几天上网找资料，并找来地图，深入地探寻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乌云下漫川关的生存状况和民间立场。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惊喜出现了。我发现湖北省郧西县有一个上津古城，就在距离漫川关仅15公里的地方，顿时灵感一现——如果说漫川关是“朝秦暮楚”的故乡，那么，在古代漫川关的百姓“朝秦暮楚”的时候，上津的百姓在干什么，会不会在上演“朝楚暮秦”的故事？毕竟，战争不是老百姓的选择，何况还有“春秋无义战”的民间认知。老百姓能够做的，就是尽量不当帮凶，少参与，少受蹂躏。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缓冲了战争，缓和了战争，并在两个诸侯国激烈争夺的生死线上形成了重要的文化价值“和”——从和解到和平，这不仅是中国文化，也应该成为人类共识。

这个发现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愿望，再到漫川关住几天，并就近去一趟上津，看看古城。愿望是有了，但什么时候去、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快。6月中旬，我到湖南参加一个活动，算了算时间，活动结束后正好有几天空闲，于是给洛桑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决定来一次“军事化”行动，约上几个文友，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漫川关。我要直抵漫川关的神经末梢，感受这个昔日边关真实的生活状态。洛桑是我上次到漫川关认识的文友，此君善解人意，做事周全。他表示在漫川关全程陪同我们，这样就说定了。乘坐长沙到西安的飞机，一路上，我想象着晚上就能一头扎进漫川关了，和当地文友一起坐在双戏楼前，在“朝秦暮楚”和“朝楚暮秦”的故乡，吃烧烤、喝啤酒，无拘无束，高谈阔论，多么惬意。下了飞机，到了山阳县城，洛桑给了我一个惊喜，原来周宗奇已经下山了，正在中途等着我呢。周宗奇原是漫川关镇的一名干部，近年来主动承担了一份额外的任务——为到漫川关观光的外地人导游，他不仅知识渊博，而且表达能力很强，讲起话来声情并茂、绘声绘色，很有艺术感染力。我和周宗奇一见如故，二见更亲。落座不久，他就送给我一个绰号“二杆子”。他解释说，他从网上查了我的信息，知道我是一个老兵，打过仗，拿过枪杆子，如今又拿笔杆子，所以说是“二杆子”。我欣然接受了“二杆子”这个称号，尽管，枪杆子和笔杆子我耍得都不怎么样，但毕竟我都玩过。

我对文友们说，我喜欢漫川关，有很多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它契合了我的文学理想。30年前，在踏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初，我写过一篇小说《决战》：在一场时代背景不详、作战双方身份模糊的战争中，两个少年在同一个师傅的教导下研习兵法。后来二人各为其主，分别成为两支军队的统帅，经过连年征战，他们认识到“十年征战百姓苦，刀兵起处血如土”。二人达成默契，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了战争。如果在创作《决战》之前我就知道秦岭脚下有个漫川关和上津，就知道了“朝秦暮楚”背后的故事和寓意，也许那部小说会写得更好。当然，如今知道了，还不算晚，漫川关之行，可能会改变我的文学观、丰富我的创作。听我这么一说，文友们也很振奋，纷纷表示，要跟我一起重读漫川关这本书，一起探寻漫川关文化的精髓。漫川关，为什么叫漫川关？教科书称，广义的秦岭西起昆仑山，中经陇南、陕南，东至鄂豫皖的大别山，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南北的界山。而漫川关，恰好是这座界山的一个豁口。当年南来北往的商队就是在这里开展贸易，互通有无，并形成了移民市镇。据周宗奇说，漫川关的居民有很多来自安庆府六县，他的祖宗也是安庆人。至今，山阳县人仍然把漫川关人称作“南蛮子”，因为早期的漫川关其实被称作“蛮川”。如此说来，把漫川关视为南北文化曾经的融汇中心，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重返漫川关的第一个清晨，我走在当地的一条主要街道楚街上，看见一段路面刻着的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和”字，在朝阳中熠熠闪光。在楚街南端，两座戏楼并肩而立，手拉着手，根连着根。我估计在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绝无仅有的建筑。漫川关在古代是个水陆商贸集散地，南北的商人都汇聚在这里。最初这里上演的只有北方的秦腔和山西梆子、漫川大调，可南方来的商人喜欢听汉剧和黄梅戏，那怎么办？各唱各的对台戏？那不是漫川的风格。不知是谁率先创意，在一片土地上建造两座戏楼，北边的戏楼唱北方戏，南边的戏楼唱南方戏，你方唱罢我登场，“南腔北调”于是应运而生。好一个“南腔北调”，其实就是对“朝秦暮楚”背后精神的补充和发扬，是对这块土地宽阔胸怀和包容精神的充分体现。南腔带来了《六尺巷》，北调带来了《将相和》，双戏楼上演的，其实是秦岭南北百姓在长期生活中结晶的最珍贵的精神——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漫川关古镇上还有山西会馆、武昌会馆、骡帮会馆，不仅为南北商人提供了故乡的生活方式，也为陆地行走的商人准备了栖居的场所，从而成为南来北往、东去西进的人的驿站。

细细打量双戏楼和双庙楼的时候，我甚至想到：正是由于有了当年“朝秦暮楚”的民间立场，才有了今天“朝茶暮舞”的生活；正是因为有了南腔北调的包容和互助精神，才使得今天的南水北调成为可能。毕竟，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人、一家人、一群人的圈子里，我们是生活在地球上，我们应该把沉淀千年的漫川关文化，放在更大的时空里来掂量它的价值。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从“朝秦暮楚”到“南腔北调”，这中间有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我认为有，一定有。前有战火烽烟中的民间选择，后有同舟共济的民间共识。集体记忆孕育集体性格，集体性格造就集体行为方式。文化，就是这样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承下来，经过千年风雨而依然流淌在岁月的河床上，进入寻常百姓家，进入生活常态中。听当地文友讲，此地有一个古老风俗吃合食。孩子周岁时，母子分食一蛋，寓意母慈子孝；孩子2岁生日时，全家分食二蛋，寓意举家和睦；孩子3至12岁生日时，煮很多鸡蛋，分给邻居小朋友共享，一起吃蛋、唱歌、做游戏，意在从小学会六和——见和同解，戒和同修，口和同净，身和同住，意和同悦，利和同均。倘若某人不合群，不会做人，漫川关人就会说，哦，没有吃过合食——意为没有受过与人为善的教育。漫川古镇至今活跃着一批“中人”，流行“打板凳”活动。“中人”即调解民事纠纷的和事佬，“打板凳”就是坐在板凳上谈事。抵达漫川关的第二天下午，我们拜会了漫川关的几个“中人”，其中一个名叫杨品发。杨老师当过基层干部，70多岁了，精神矍铄，妙语连珠，确实是“和稀泥”的高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对亲兄弟因为继承遗产闹到几乎对簿公堂的地步，他们找到老杨，老杨就拉着他们“打板凳”，面对面谈不拢，就分别谈，上午谈不拢，下午接着谈……“板凳都被打软了”，终于谈得兄弟二人各自做出让步，握手言和。

住进漫川关的第三天，周宗奇带我们踏上了乡村之路，第一站是万福村。走进村街，我一眼看见一面白色山墙写着“和为贵”三个大字，四下打量，很多民居的楹联都与“和”字有关——时和年丰、春和景明、惠风和畅、和风睦雨……站在万福村的一个高坡上，一位文友指着远处的一道山梁跟我们讲，那道山梁叫勒马岭。1932年，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战略大转移，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而杨虎城部队受到红军的感召，接受了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呼吁，在同红军作战时，往往就虚晃一枪。一次战斗前夕，红军一支队伍眼看就要进入国民党军队的伏击圈，突然，带队指挥员胯下的战马停止了脚步，扬蹄嘶鸣。指挥员当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以火力试探前方，果然山谷里枪炮大作。最后，在红军声东击西战术下，敌人自相残杀许久，而红军主力乘机已远走高飞。那道山梁，从此被称作勒马岭。关于这个故事，有很多传说。其中一则说，当年漫川关战役之前，红军已经同杨虎城部队有秘密协议，和平借路，共同抗日。在那支红军队伍即将踏入国民党军队伏击圈的关键时刻，是杨虎城部队一名军官设计惊马，掩护了几千红军顺利突围。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是否真实，我知道的是，几年后，杨虎城和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当初血战漫川关、成功突围的红军，成为八路军骨干力量，在抗日战争和此后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从而保证了我们今天享受着和平的阳光。

作者简介

徐贵祥，皖西人，1959年12月出生，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享受国家政府津贴。主要作品有小说《弹道无痕》《历史的天空》《高地》《马上天下》《四面八方》《对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