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政商江湖：“中国科威特”的黑金时代

　1984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布了一篇文章《陕北有煤海质优易开采》，里面描述了榆林当地人采煤的画面：

　　人们在这里先挖下一尺多宽的深槽，然后就像切豆腐一样，用钢钎和榔头一块一块地把煤切下来。

　　此时，榆林府谷县的二道街，有一个村里来的汉子，正在卖豆腐。一刀下去，鲜嫩瓷实，受人欢迎。

　　他的名字叫高乃则，没怎么上过学，字写得难看，乍一看是“高刀则”，念出来是“高刀子”。

　　民间有俗语：“人生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因为做豆腐，天天需要起早，很劳累。高乃则也在等待转行机会。

　　煤炭发现后，铁路开始修建，他拿出积攒的钱，买了台推土机，干起了工程。

　　与此同时，在北京财贸学院，一位叫胡志强的青年，正在工商行政管理系读书。他比高乃则小两岁，1988年毕业后，进入对口单位国家工商管理局，当了公务员。

　　那时的他们，不会想到，多年后会在榆林相遇：一个成了商界首富，一个做了当地政界一把手。

　　榆林的政商江湖，将因他们掀起波澜。

　　1981年11月2日夜，北京，胡耀邦的家里，来了两位榆林的客人。

　　一位是个老人，名叫刘世昌，曾经在战争年代抚养过胡耀邦的二儿子。另一位，是榆林地区工业局的局长刘汉武，手里拿着一沓资料。

　　刘局长此行的目的，是向国家申请开发榆林的煤炭资源，改变当地的经济面貌。哪怕是允许每年卖给外国几万吨，也能赚点钱。之所以带上刘世昌老人，也是想套个近乎。

　　虽然是革命老区，榆林因为地处沙漠边缘，气候干旱，土地贫瘠，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主要产业是种地和放牧，靠天吃饭，但常常叫天天不应，像是一块被诅咒过的地方。

　　一首《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道尽了此地人的伤感和苍凉。

　　1980年，胡耀邦视察榆林时，给当地定了个“一九八五”的奋斗目标，也是围绕农牧业来说事：一户人家1头大牲口，人均9亩林草、800斤粮、5只羊。

　　民国时期，当地还曾靠种植烟土来获取收入，但建国后发布了禁烟令，光是靖边县就铲除烟草698亩。

　　榆林的经济，在陕西省的十大地区中，长期排名倒数。

　　也不是没有改变的机会。1953年8月，榆林神木县下了一场大暴雨，冲开了地面上的明沙，露出里面黑色的煤层，厚达11尺。当时就有人呼吁进行勘察，但没有引起政府的注意。

　　那时，中国整体还是个农业国家，对煤资源的认识不深，就这样错过了。

　　农民们把大块的煤炭用来盖厕所、垒猪圈，最高的价值利用，是在冬天取暖。

　　这一等，就是三十年。期间，社会运动与自然灾害交织，饿肚子成了常态。当地青年路遥就深有体会，上学时，为了吃一口白馍，曾在同学的嘲笑中学狗叫。

　　改革开放后，榆林像中国一样，迎来了转折时刻。经济建设需要能源支撑，资源开始被重视。

　　1981年，为详细勘察陕西煤炭的储藏情况，煤炭部185队开进了榆林。这支队伍早在1958年就成立了，为响应三线建设，曾在陕南汉中地区寻找矿产。

　　花了十年时间，每人走的路，可以绕地球三圈半，还是没找出一个大煤田。就像一个工程师所说：“十年弄了一千万吨劣质煤。”

　　方向不对，付出再大的努力，也是徒劳。一个地区的经济命运，像人一样，也是需要机缘的。

　　当地质队在沙漠里忙碌时，刘局长在北京也取得了进展。胡耀邦把榆林要求开采煤的材料，转给了主管经济的谷牧副总理，请他考虑照顾下老区，让出口点煤。

　　不久，国家计委在拟定198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给了陕西省10万吨出口煤的指标，并特别注明：其中包括榆林3万吨。

　　这是榆林的煤碳，第一次走出国门。

　　1982年底，185队的勘察工作完成，预测神木府谷等地储藏有877亿吨煤，并且还是低灰高发热量的优质煤。

　　榆林的煤炭资源，终于有了官方数据，得到认可。

　　1985年，横山县又勘察出大型煤田。国家这下终于兴奋了，中央领导不断前来视察。原计划用五年时间准备后再开发，改成了立刻上马。

　　为了建一个特大型煤炭基地，国家专门成立了华能精煤公司，首先进驻神木县的大柳塔镇，这是榆林能源开发的起点。在这之前，它有个称号，“光棍村”。

　　如今，榆林已探明的煤炭储量1660亿吨，占全国12%，而预测储量是6940亿吨。在这片仅4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54%的土地都含煤。1个榆林，相当于50个大同，100个抚顺。

　　因此也收获了一个称号——“中国的科威特”。

　　1980年，榆林地区的GDP只有4.11亿元，有了资源，到1992年就增长到21.68亿元。

　　本来以红色文化著称，最终将因黑色资源致富。

　　不过，那时候煤炭资源被国家重点把控，市场没有放开，也卖不起价。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虽有改善，但没有大的改变。1992年，榆林的人均收入是630多元，而全省是1660元。

　　榆林人真正要富起来，还得再等十年。

　　天亮之前，往往有一段晦暗时光。

　　90年代中期，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煤炭行情转衰，一车煤还不到5块钱。很多煤老板欠了一屁股债，过年不敢留在家里。实在熬不过去的，只有把煤矿卖了。

　　那时他们地位也低，别人介绍时，都说是“开煤窑的”，一脸鄙视。

　　1996年，胡志强进入神华集团，担任项目处处长。而这个集团的前身，正是成立于大柳塔镇的华能精煤公司。

　　这是胡志强与榆林发生的最初联系。

　　在国企待了5年后，2001年，他调任陕西咸阳市担任副市长，正式踏上仕途，人生通往新的阶段。那一年，他37岁。

　　不久，榆林煤老板的命运也开始了转折。

　　2002年，很多煤矿主一觉醒来打开门，发现外面站着一堆人，吓得反手把门又给关上，还找重东西顶住，以为又是讨债的人来了。

　　门外的人，咣当敲门，大声喊着：我们不是来要钱的，我们是来给钱的。

　　原来，煤炭突然走俏了，各地老板提着大蛇皮袋的钱来购买，有多少买多少。

　　一个重要原因是，发改委在2002年解除了对电煤价格30块钱一吨的限价，让其进入市场调节。再加上入世后，国内经济发展对煤炭的需求增大，导致煤价以疯狂的姿势往上窜。

　　每吨售价从以前的60元飙到600，而正常的生产成本是90元左右，能净赚510元。拿一个年产20万吨的中小煤矿来说，年总利润就能达到1.52亿元。

　　煤炭行业由此进入“黄金时代”，不，“黑金时代”。榆林经济终于迎来翻身机会。

　　在神木县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十年前给村子的集资煤矿投了5万元的老头，突然拿到了600万的分红。他不敢相信银行存折上的数字，把所有钱都取出来看一眼，然后再存回去。

　　这个故事也可以用在高乃则身上。1995年，他用搞工程挣的钱，买下了府谷县一座煤矿的经营权。煤炭市场疲软，原来的煤老板都急着出手，他却大举买入。

　　他有一句名言：没有几个人是因为胆小发财的。

　　1998年，他组建了陕西兴茂侏罗纪煤电有限公司，开始规模化发展。那一年，他也是37岁。

　　等到2002年煤炭行业起势时，像他这样有基础的煤老板，赚钱就太容易了。甚至不用真正去挖煤，只要倒腾煤矿的股权，瞬间也能获利几千万。

　　大柳塔镇上到处是操着全国各地口音的人，拎着钱想入股煤矿。这导致银行取钱困难，需要在门口排两天长龙，才有可能取到。

　　铁道上，拉煤车12到16分钟一趟，一列火车有80个车皮，一个车皮60吨煤。当地人形容说：简直就是在拉钱。

　　老百姓看到这架势，也放下锄头和羊鞭，四处集资去挖煤，“大家都疯了，所有人都在入股炒煤矿，田里的活儿都不干了。”

　　不到一年时间，只要和煤矿沾边儿的家庭，都买了小车。最次的也是桑塔纳。

　　有个穷汉子，本来是个连老婆都讨不起的光棍，想买个煤矿，签了协议约定一周内缴清90万。过了两天，这个矿就涨到了6000万。

　　公务员群体也很兴奋。2005年，榆林市委某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突然发现自己工资单里面多出了300元。财政有了钱，公务员的工资就涨了。

　　2000年，榆林的GDG在全省排倒数第三，仅好于铜川和商洛，但2002年后一路向上跃进。2005年开始位居第二，仅次于省会西安。

　　有了钱，生活也悠闲起来。一个西安人来榆林旅游，早晨发现市民们在塑胶跑道上锻炼，禁不住发出一句感慨：“榆林人皮真硬”。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实力强。

　　榆林人是典型的北方性格，耿直豪爽。有段时期，在榆林的记者无数，真假都有，煤矿要是出了事，都去采访。不管记者真假，煤老板大都会承认。

　　同时也愿意和记者交朋友，送钱送物，目的是希望下次别曝光。

　　这和陕南不一样，事主会到处托人打招呼，却不肯“出血”，陕西话叫“干指头蘸盐”。

　　一句话，腰包决定态度。能用钱摆平的事，都不是事。

　　以前，榆林年轻人最好的出路是考大学。但是很多人大学毕业后，回家一看，当年的学渣同学，有的都开上了上百万的车子，而自己在西安只能找个两三千块钱的工作，落差特别大。

　　不但榆林，整个中国发生的变化，都超出了所有书本上能得到的经验。

　　有钱人的生活到底有多疯狂，请从煤老板的身上找一找。

　　2011年，建设部发布过一份《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在煤矿资源集中的神木、府谷两县，人口共71万，而亿万富豪多达4000人。榆林市的亿万富豪则超过了6000人。

　　有钱怎么办，那就买买买呗。

　　陕北方言鼻音重，听起来很土。曾经陕北人到西安逛街，服务员听到他们说话都不愿搭理。自从榆林富了之后，陕北话就成了高端洋话。服务员一听这口音，脸上的微笑就多了几个甜度。

　　榆林人到西安买房子，和上街买菜一样：你给我捎上两套。当时西安房地产市场还没起来，全靠榆林的买主，所以开发商喜欢招榆林籍的女孩做销售顾问，因为能让她们的亲戚来买。

　　在榆林人眼里，西安只有两个地方：高新和曲江。因为这两个地方房价最贵。

　　一个榆林女人请装修公司去家里设计。人家问她想要什么风格，她只给了四个字：金碧辉煌。

　　神木一个姓刘的老板，2010年举办婚礼，从外地空运来二十多辆加长林肯做婚车，并请了众多明星站台。

　　还有个老板，陪政界朋友去四川吃火锅，来回打“飞的”，一顿饭花了8万元。

　　而高乃则，在2008年成为陕北首富，他到西安开会，自己坐一辆奔驰，后面还带一辆奔驰顶级房车。有人提醒他说西安多得是五星级宾馆，没有必要带房车，他的回答是：

　　咱就是阔，就是要让西安人知道咱陕北人有多富!

　　有的老板买车不过瘾，那就买飞机。2011年，在中国国际通航大会上，一架商务机的价格是6000多万元。展会刚开幕几小时，两位榆林老板就决定购买，并当场缴纳定金300万。

　　问理由，回答说：“因为需要经常出差，买架飞机当代步用。” 到2015年，陕西已拥有私人飞机三四十架。而一架中型私人飞机，每年的使用成本需要1000到1500万。

　　榆林只有12个县区，光机场就有7个，这在整个大西北的地级市中都排名前列。

　　大部分煤老板本来出身贫穷，一夜暴富后，很多习性还没有褪去，有点分裂。在应酬场合，一顿饭能吃掉好几万，但是回到家里，一粒米掉到桌上，也会捡起来。

　　还是许知远老师看得透，他在一篇博客里写道：“他们的出手阔绰，经常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

　　一个煤老板，带着记者去参观煤矿。进门的时候，保安恭敬地向车行礼。他突然对记者说：“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要的只不过是尊重。”

　　这是曾经因为穷而自卑的人，再正常不过的心态。

　　转化不安心理的一条道路是，做慈善。

　　府谷县启动了帮扶工程，让煤矿企业和贫困村结对子，把煤老板的个人善举搞成有组织的群体行为。

　　神木县在境内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供养孤寡老人和重度残疾人。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理想，似乎在这里实现了。

　　2010年，榆林市获得一个称号，“全国最具爱心城市”。网友评论说：我要是有钱，也会是个爱心爆棚的人。

　　作为首富的高乃则，也是首善。他给家乡人每家送一栋别墅，屋内家具一应俱全。就像他说过的一句话：“钱少了是自己的，钱多了是大家的，再多了就是人民的。”

　　但村民住进去感觉“太不好，很难受”，因为自己还是穷人。

　　没多少文化的煤老板，都喜欢给学校捐钱捐物，希望现在的孩子们不要像自己当年那样受苦。但是不少初中生，却在城市里寻找打工机会，问他们为什么不上学，得到一句反问：

　　上大学就能挣着钱么?

　　置身于黑金的包围中，不少官员不再为人民服务，开始为人民币服务。

　　榆林煤炭业兴起时，市长为延安人王登记。2003年，一个老乡找来要项目，送给他85万元，他收下了，买了套房给儿子结婚用，这是他受贿的开始。

　　2006年，他调任陕西国土厅厅长，掌握全省资源规划大权，送钱送物的就更多了。

　　这些人奉承他：王厅长，以你的能力，应该再升一步呀。这让他望着副省级的位子，眼神明亮。尤其在临近退休时，愿望更迫切，因为提了就能再干五年：

　　“陕北男人怎么才算成功?当官要当到省部级，赚钱要过十个亿，我离副省级就差一步之遥了。”

　　一个“讲义气”的煤老板高置林，给他拿了5000万。他找了好几个自称是中央高官后代的人办事，但都没音讯。陕北人还是实在，不了解北京托儿口里的唾沫，大都是泡沫。

　　2014年，他落马了，副省梦破碎。

　　王登记离开榆林后，从国家行政学院空降来一位市长李金柱，两年后转任书记。而接替他位子的，就是胡志强。那正是榆林煤炭巅峰的时候，他从市长做到书记，干了九年。

　　这里是他受贿的主战场，8月份，胡志强受贿案在西安开庭，起诉书显示其受贿金额超过1亿元。

　　其中，送钱最多的就是高乃则，共计人民币830万、美元24万，以及价值35.65万元的纪念金币一套。

　　2010年，因为做慈善的大手笔，高乃则被聘为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的副会长。而会长，正是胡志强的父亲胡富国，曾经担任煤炭部副部长、山西省委书记，以清廉著称。

　　《人民日报》在1990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副部长夫人烧锅炉》，说的就是胡富国的老婆，在家属院的澡堂上班。他回应说：“党已经对我够好的了，不能所有的官都让我一家人当了。”

　　如果说贫穷会限制想象力，同样，金钱也就能开发想象力。

　　2013年，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的副行长龚爱爱，被爆在北京拥有20多套房产，折合人民币近10亿元，人送外号“房姐”，是中国第一位因房事出名的人。

　　后经证实，她真实的房产数量是41套。

　　案子出来，大家不怀疑她能买得起这么多房，毕竟身为榆林人，再多的钱也不奇怪。让人关注的是，她拥有多个户口，这就牵扯到官商勾结。

　　吃瓜群众羡慕嫉妒恨：有钱有权，还有分身术。

　　给房姐办户口的神木县公安局，多个官员被停职。其实，这在榆林当地算是正常操作，商人为了开公司买房方便，都会找公安局的关系，办理多个身份。

　　此事一出，当地有的公安局赶快把之前多开的户口给注销了。这导致用别的身份买房的人，在办产权证时遇到麻烦，引出不少纠纷。

　　煤老板再有钱，在官员面前还是得点头哈腰，让他们从心理上对体制始终心存敬畏。钱买不来安全感，身份才重要。

　　2008年，府谷县曾搞了个政策，聘请四位煤老板担任县长助理，其中就有高乃则。县政府的说法是，给大老板们一个身份，让他们有自豪感，可以在带动致富方面起到榜样作用。

　　但消息传出，一片哗然，被人称为“黑顶官员”。8个月后，只好取消。

　　煤老板是没法从政了，但下一代还有机会。

　　2010年，府谷县司法局提了位副局长，只有27岁。曝光后一查，原来他初中就辍学了，去了部队当兵。复员回来后，正好遇上家里煤炭发了，父亲和伯父都身价过亿，还是当地的政协委员。

　　不用他操心，家里就花钱搞定了高中和大专的文凭，安排他进入政府单位上班，并在金钱的加持下，一路高升。周围人反映：这孩子人不错，低调，就是书读得太少。

　　那时候，在榆林，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许多年轻的公职人员，每月拿着几百上千元的工资，连油钱都不够，但开的是奔驰、宝马、路虎。

　　有的人甚至愿意当临时工，也愿意过上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

　　这种畸形的生活和心理，何尝不是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300多年前，榆林人李自成闯进北京，但因为贪图享乐，没有做到戒骄戒躁，最终功败垂成。世事沧海，老乡们的习惯依然。

　　2012年，神木成为西北首个GDP过千亿元的县城，甚至超过了陕西汉中、安康等地级市。

　　不料，就在同年，国际煤炭行情大逆转，价格连续15个月下跌，直逼成本价。榆林近百家煤矿陆续停产，一个十亿元的矿，很快贬值到两三亿。

　　面对追款的压力，煤老板们焦虑不安，纷纷外出躲债。时光，仿佛一夜间倒退回97年。

　　大街上的广告栏，贴满了“紧急售房”的小广告，那是老板急需资金，不得不卖掉房产。

　　煤炭“黄金时代”就此落幕，为期十年。

　　连带效应也开始出现。2013年，神木县发生了“张孝昌集资案”，涉案资金高达100多亿元。

　　张老板年轻时曾经给豆腐坊送过黄豆，算是和高乃则同行。后来学了银器加工手艺，在神木开了家金店。煤老板涌现后，喜欢穿金戴银，他的生意也就好起来。

　　发财后，他拥有六辆豪车，家里三个保姆，每月工资能开到8000元。他随身会装两种烟，软中华和23块钱一盒的芙蓉王。见到领导、老板就递软中华，自己抽芙蓉王。

　　人一旦有钱了，就想钱滚钱，张孝昌瞅准这个机会，干起了集资。

　　当时银行的月利率为0.7%，他能给到3%，诱惑了上千散户把钱贷给他。

　　他从银行贷了4亿，加上民间集资，买了3吨黄金，然后拿黄金做质押，再去银行贷了4亿。等于自己一分钱不出，就拿到数亿资金。刘谦老师在他面前，都得叫师父。

　　但，就是这么成功了。那时“房姐”龚爱爱还是银行的副行长，就经手贷给他1.2亿元。

　　一部分钱，他转手以5%的月利率，放贷给需要资金周转的煤老板;一部分用来炒黄金白银。

　　因为自己有钱，也能给别人赚钱，当地人称他为“财神”。

　　英雄都是时势造出来的，一旦时代变了，财神也就变成了瘟神。

　　随着经济下滑，煤老板还不起钱，金银价格也下跌，张孝昌的黄金帝国崩塌。

　　此时，听说县委书记要调任榆林市当秘书长，上千人聚集到县政府门口，苦苦挽留。不是说他政绩干得好舍不得，是要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走。

　　书记叫雷正西，爆雷的雷。

　　他在任上曾公开表示，支持民间借贷，导致神木街头巷尾都是投资公司和典当行。不少公务员也投身其中，成了集资大户。

　　县组织部出来解围，说雷书记升任市委秘书长后，仍兼任神木县委书记。但没过几天，正式任命下来，他还是走脱了。

　　秘书长一职虽然是市委常委，但和手握重权的全国百强县县委书记相比，是升是降，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人，是留不住的。只有瘤，才割不掉。

　　神木县的经济，经此折腾，GDP又跌倒千亿元以下。

　　知乎上有个问题：“中国城市有什么让你感到了恐怖?”点赞最多的一条回答是：鄂尔多斯和神木，曾经富裕如迪拜，一夜之间变鬼城。

　　这几年，热搜和头条里不再有煤老板的影子，但沉默处在悄悄发生变化。

　　从2016年开始，经过“去产能”的调控，榆林的经济开始缓过来。随着煤炭价格回升，运煤车重新在高速公路上排起长队。城市里一度冷清的宾馆也热闹起来。

　　榆林的整体经济水平，依然稳居陕西省第二。2018年的GDP是3848亿元，但人均GDP11.3万元，位列全省第一。神木的GDP也从2017年开始，重回千亿元之上。

　　转型升级见到效果，一哄而上的挖煤场面看不到了，中小煤矿纷纷被改组到大集团手上，煤炭行业进入大煤企时代。

　　煤老板的故事，成为往事。

　　他们要么入股大集团，要么退出这个行业，要么在失败之后，继续过着普通的生活。

　　但是曾经在黑色旋风中浸染过的身体和灵魂，再怎么掩饰，终究会展示出应有的面目。

　　2018年6月，前市委书记胡志强落马，成为榆林地区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几天后，高乃则被带走调查。

　　到了10月份，高老板又回来了，参加了公司的会议。消息传出，有网友评论说：因为有人进去了，所以他才回来了。

　　榆林的事情远没结束，去年11月，陕西省委第六巡视在那里呆了两个月，给的意见是：市纪委自身不过硬、执纪不严格，矿产资源领域腐败问题尚未“破题”……

　　今年以来，陆续有官员被查，比如市人社局原局长张小明、市能源局原局长秦林惠、市住建局原副局长柳锦明......看似官不大，但都是实权位置，哪能不沾油。

　　就像煤炭开采过后，恢复自然生态需要时间一样，榆林的政治生态重建，也是任重道远。

　　回顾榆林的崛起之路，大开放带来大开发，大开发带动大发展，大发展产生大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唯一道路，就是继续进行大变革。

　　榆林人的穷苦日子延续了几千年，而富起来不过二十年。是煤炭，让他们打开了通向外面世界的道路，未来还是得在这条路上，寻求转型，摆脱掉那些落后粗放的印迹。

　　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农村青年孙少平，在告别呆了两年的原西县城时，深情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你曾打开窗户，让我向外面的世界张望。你还用生硬的手拍打掉我从乡里带来的一身黄土，把你充满炭烟味的标志印烙在我的身上。

　　老实说，你也没有能拍打净我身上的黄土;但我身上也的确烙下了你的印记。可以这样说，我还没能变成一个纯粹的城里人，但也不完全是一个乡巴佬了。